要么，没有时间。因为，你忙碌起来的时候，一般认为你忙碌的事情比写博客更重要，所以一不小心就荒芜了。几位朋友听说我坚持写了一年半左右的博客，很是惊奇，以为像我这样三分钟热度的人，博客又不是什么可以获得实际效益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经营下来的。虽然看客不多，当然我也不是冲着这个唯一目的去的，毕竟还是体现了博客的性质，没有成为一本无人观瞻的日记本。当然，如果真是日记本的话，我相信访问量肯定会多的多，因为日记的隐私性质以及其中一些在情感、道德、观念上的偏激之处甚至还有一些能挑动眼球的故事要比我现在写的丰富得多。

我曾想把我原来的日记搬上博客。我最早的日记是在1985年的夏天，距今23年。那是记录我初三那年准备竞赛入重点中学时的学习状态的，当然还包括一部分青涩的情书之类的故事体日记。当然，原稿早被老人卖掉或者扔掉了。现在想来也并不可惜。留着的，不知道在老家的哪个角落里，是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的日记，一共有6、7本，如果现在我能阅读一遍，估计需要十几天的时间；如果要搬到博客上，那么这一年之内估计就是弄这个了。关于往事的文字主要就是日记，我不知道自己有意尘封了那段岁月，还是那段岁月，斑驳记忆中残留的，正是我已经不需要文字来提示的，总之，我的这个“曾想”因为没有时间现在一直没有兑现。

要么，没有兴趣。心情无论通过何种媒介来表达，作为“原创性内容”是底子，就像明星不会因为他们的明星光环而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不再存在往昔的阴影一样。在媒体看来某个明星著名的喷嚏，在明星的生理反应上，在喷嚏作为一个人神经末梢受到刺激而发出的声响的性质上，它就是一个喷嚏而已。

当然，媒介的革新对原创性心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只不过这些物理变化不要看得太重，因为它是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一系列操作。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唯一不能输掉的就是这种原创性的心情，因为是它，而不是利润决定你的幸福感指数。利润是无法作为衡量幸福的指数的，而对待利润的态度却与幸福感紧密相关。我想，这也是跳开世俗与精神的二元划分重新为自己的幸福感打开思路的一种视野。毕竟，只要是人，都有一点精神的。何况，精神与物质不过是哲学家对世界的一次知识性的剥离，为了好说明世界的某一方面，我们对世界进行了分割。然而，世界在我们的内心必须是一个整体，它可以分类，但是它不能分裂，世界的分裂恰是个体心灵分类的症候，反之亦然。

博客是个媒介，媒介的特征就是人际关系处理的某一种模型。归根到底，媒介是服务于人心的。当我们觉得媒介要左右我们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关闭它，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与媒介作斗争，以使它继续为我们的幸福而做出科技上的帮助。

刚到北京的时候，从天桥打车到东四去。一路上的风景让我有种呐于言的况味。从古代耍把式卖艺的天桥附近郭德纲的德兴社，到穿越长安街进到新华街的槐荫路；从孤城样的紫禁城，到著名的西交民巷残迹，再到穹顶的国家大剧院的蓝色玻璃幕墙。二环以内古城原貌与最时尚的现代建筑交错在一起，让人无处彷徨。

工作之余，我努力出来走走，见识见识北京。站在哪里看北京的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旅游概念”。我的北京形象是雍容华贵而又极其生活化的。前者是因为我多年前常来北京，那时是来之前就定好了去看哪一个曾经耳熟能详的景点的，比如故宫、长城，比如颐和园、圆明园，比如北大、清华。在数不清的桥上远观北京的高层建筑，总能给我一种雍容的感觉。后者是因为北京话，卷舌音太重，语速轻巧而快，反正我觉得让北京话讲演是不会铿锵有力的，而是一上口就是浓厚的生活化的腔调。

可是，现在，我站在哪里能够看清北京呢？

奥运。看不清。“举世瞩目”对于北京的真正含义，从地域上来说，就在三环以内，再加上机场线。今明两天，80多个国家政要一股脑专机或者包机前来北京。从昨天起，许多路段已经实施管制。下午，要打车到东四。司机说，够呛！您还是地铁吧！而在四环之外，交通、人群密集度、活动基本照常，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不过，单双号行车是统一的。车载电视上说了：8月8日，敬请市民在家看电视，言外之意，现在已经够乱了，您就别再出来凑热闹了。我是外地人，不是北京市民，明天我要到现场去凑凑热闹。奥运，保藏着一些巧妙的中国思维。从奥运看北京，要在几年之后。

胡同。看不清。昨天，乘地铁10号线转13号线到西直门，上上下下走过好长一段路，转2号线，到和平门下车。逛琉璃厂、大栅（北京人读shi)栏。琉璃厂已经没有了古书肆，全部成了书画、古董市场，对我而言没有多少兴趣。大栅栏是一个社区，全部是北京老胡同，东西走向、南北走向的都有。这里的人就像是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老北京”。胡同深处，狭窄、逼仄的巷道与农村庭院式的民居相对于现代化北京而言，是不可复原的历史景观，但是对生活期间的市民而言，我想除了惯性中生活的悠闲和熟悉，剩下的只有伦敦西区工人阶级式的生活，他们肯定是这座城市的底层。

胡同给我的感受，没有瑞蚨祥的华贵，老字号的大气，说实话，我根本就没有找到电视上说的整修一新的大栅栏街。胡同的那些店铺，基本上都是一些光着脊梁、穿着花裤衩子的市民或者南方人在经营着，净水桶胡乱堆在门前，洗头房大都歇业，包子铺、小超市的门面上都临时性地写着英文。胡同里倒是三三两两的外国人不断。我想，从胡同看北京，是北京送给外国人的“国粹”之一。而我看到的是在高楼大厦的钢筋水泥丛林里的最后一座棚户区，看了很伤心的。只有一位中年人骑着三轮车对后面的老者说出的地道的北京腔还带着胡同的温情：包饺子？买五花肉？哎！瞧好吧您哩！

后海。看不清。应朋友邀到后海小聚。出地铁到了德胜门，好像是毛主席就是从这门进的北京。乘5路去地安门大街。一路上是老北京的风貌。从钟楼、西藏办事处，到地安门大街，后海就在右侧，紧挨着荷花市场。一面是酒吧一条街与琳琅满目的店铺，另一面是后海。湖边是一溜儿排开的凉棚，外国人占了一半。一见湖心雨雾蒙蒙的样子，心中就蹦出一句来：烟波尽处是吾乡。同学们于是就作诗。先是：后海同窗偶遇

华灯日晚月黄昏，

碧柳红荷人断肠。

把酒滔滔话当年，

烟波尽处是吾乡。

后来，同学又改成这样：

华灯日晚月苍茫，

后海夏夜聚同窗。

把酒滔滔忆当年，

思绪汩汩随流觞。

一面酒吧半湖柳，

红荷开处人断肠。

莫道世间无情塚，

烟波尽处是吾乡。

由后海想到我们都不是北京人，其实是不舒服的。难怪这“诗”凑得也很不流畅。

后海的北京，是中国人看外国人的地方。走时买了两盒烟，第二天一抽，一股“中南海”的味儿，仔细一看，原来是假的红塔山。看来，中国到处都是一样。北京也不例外。

例子举下去，没有结束的时候，或许这就是北京，让你无法说，又让你无法说完。

反正我不是北京人，不是必须在这里生活。这样想时，觉得心情轻松了。

客厅正中，用儿童塑料地板玩具做成了坐毯，上面摆了一个流水茶案。看得出保留着韩国人的饮茶习惯。

文教授66年出生，在传媒大学任教。

住到这里，没有感觉是到了北京，却像是到了韩国。

住在韩国人家里，只要是不和我讲话，电话里是韩语，所有日常用品标签全是韩语，来的客人是韩国人；而出去吃饭，一律是韩国料理、料理、料理，两天下来，我觉得自己彻底被料理了。

来北京执勤的哥们一打电话说请吃饭，我立马打车、地铁、换乘的进城，到了潇湘大厦，先来上块红烧肉再说。

那时，文教授已经回国了，我一个人在他的房子里。深夜在望京的街头，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寂。

多年来，我早已经折翅。我习惯了在平庸生活中发牢骚，在鸡窝里模仿发出凤凰的鸣叫，当然，我不知道凤凰怎么叫，就像那个叫龙的图腾，它根本不存在。

没有一种漂泊的心态，你进不了北京。

2.在北四环以东，在这个叫望京的地方，我掂量着我生命的重量。

在街头高楼大厦之下，在污水遍地的菜市场，在准备拆迁、小卖铺已经关闭的市民无力的谈话中，在打工者店铺旁凌乱的晚餐上，我飘飘荡荡的思绪，无处飘荡。

闭上眼。我感到我的想象力早已超过了这个物质世界几个世纪。好多事情，根本没有必要体验、经历，去亲自走一遭。

都以为我认定的事情，必须去体验过一会才会服输，其实不是的。输赢结果，在我心里早已如不会走的棋子，别人会说一招走错，全盘皆输，可我知道，人生不是这样。人生哪里有什么输赢成败，关键在心态，在你愿不愿意。

呵呵

酒。

酒。

酒。

酒是好东西。

它有性别，当然我这么说，它就是男性，因为，我是男的。

这样，酒，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喝醉了，就觉得，酒有性别，它是男性的，因为，在座的，也有女性，她们够很自觉，不喝酒。不喝酒，很好，很清醒。因为她们不喝酒，所以，很清醒。我不知道，她们不喝酒的时候，是否很清醒。

喝完酒，去唱歌。

喝完酒，照例应该去唱歌的。

我请客。

我很羞愧，为我付账时才用了130元。

他们很感激，我很羞愧。为什么羞愧，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为他们的感激感到羞愧。

我没有儿时的情感。

但是，我没有勇气说。我没有勇气说，我对这些儿时的同学，唤起儿时故乡的感觉。但是，我说了，正经八百地说：你们，包括我，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开裆裤以后的故乡，我情窦初开的时候我的一切。说出来，我才感觉到，没有这样的故乡，他们都否认我情窦初开时的状态，或者，言之凿凿：你何时情窦初开？

我没有任何的伤感，因为我是一个俗人，很俗，在想着，对哪个想象中的同学，选择哪些记忆，说哪些对现在的我们应该说的话。

在这家人都厌烦的凌晨，我做了一个酒醉的姿势：仰面躺着，然后轻轻一跃，无声地落在地板上，右手先着底，然左手画一个完美的圆弧，也是无声无响，整个身体，像个梦中的精灵，漂浮在空气中。我成了——鬼？精灵？卡通里的那个儿子熟悉的“梦幻”？

那就是我自己。

我熟悉的自己——无声无息，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那就是我熟悉的自己，最好的自己，最完美的自己，飘飘荡荡，散逝在无边无限的午夜。

有些话，只能自己说给自己。

可是，在这寂静的午夜，我无言。我也不想开口。午夜，应该没有任何声音。我不想做个例外，比如，发出几声怪叫。不，我绝不，我是这个世界的聆听者，不是发生者。不论我怎么不理智，我还要表达出我理智的声音。

这次，我是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当一切都已沉睡，我以我黯哑的歌喉唱出无声的歌曲。自由，就是在无所爱、无所被爱的午夜，我自己说出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是——

我感到：

自由！

一

在我少时的老家的门外，再早时是一片坟场。至今我也没问过老人，那里埋葬着的，都是怎样的骸骨。今夜，我突然想到它，想起坟茔上一簇簇的喇叭花，像欢乐的孩子，带我到儿时的记忆。那是我儿童的乐园，虽然一懂世事，就开始感到恐怖。

我的老家是大地主的烟棚。奶奶心毒，很瞧不起母亲，借分家把父母赶到这里。烟棚前有夹道，中间的麦秸中遍满了虱子，带出腿来，满腿的虱子钉在脚踝上。我就是在这样老家长大的。

后来，坟场上盖起了新房。老家和新房之间，成就了一条胡同，狭窄而幽深。只要是夜黑回家，二哥总是故意说这胡同闹鬼，吓得我一步一回头，进门连门闩都不敢关就咕咚咚跑进灯影里。对门的大门上挂上了镜子。这是当地的民俗：两家们对着，后盖的大门上要挂镜子，可驱邪避鬼。可是，鬼又不是人，不听人的那一套。因此，这民俗好像刺激了鬼，总是光顾对门。

某个夏夜，对门堂屋的老人一觉醒来，发现炕上的两个孙子不见了。点上灯，屋子里的家具像是在雾中。一会儿，炕中央升起了一个土堆，里面发出了一个女人的哭泣声。老人惊恐地发现，孙子们的双腿还有一点露在坟堆外。和老伴什么都忘了，死命地拽出了孙子。这次烧纸、点香，把头磕得出了血。一个时辰后，女人的哭声消失了。老大听见动静跑来。鬼已经走了，孩子们昏睡在炕上，父母还在磕头，老泪纵横。母亲捶胸大哭：老二都三十了，还找不上媳妇。那个女人就是他的，还没有给他们续上姻缘，她先死了。

天亮了。我开门，到本村的联中去上学。寒风掠过对门门楼上的镜子。透过他家的寨门，7岁的小光洗干净他的小白褂子，正踮着脚往斗条（凉衣绳）上搭，阳光洒在他颤抖的小手上，像透明的红萝卜。旁边，奶奶在他周围划了个大圈，捧着一只盛麦子的小碗，念念有词。这是在叫魂。我知道的，我生病时，母亲也这样，还要到山墙后去叫。多少年之后，小光就是这样给我留下了一个恒定的意象，并且与我的故乡形象及其全部的记忆紧密关联。

第二天，对门老二就出了事。姐姐们和他都在夜里去生产队登草绳机，把稻草打成一盘盘草绳，由队里统一出售，每人打一盘一毛钱，每晚打到5盘时就是深夜了。老二走进胡同，姐姐们说笑着开门进家。老二在门口站了一会，看着悠长的长满黄草的胡同，突然有点忧伤。下意识的，他想在这草里走走。这时，他看见邻居的围墙上，竟姗姗来了两位白衣人，很快飘到了他的身旁。老二想喊——娘啊，鬼！却喊不出来，被连个鬼架着胳膊，拖到了白天干活的田地里。那里有口枯井，老二刚刚看到井边的荒草，就被抛到半空，像一只受伤的鸟，坠落到井底。白天刚刚收获的大白菜，纷纷落下来。老二昏睡过去了。后来，二哥给我补充上了这个故事的下文：第三天，赶车的富贵在枯井边听到了老二的呼救声。二哥给我讲这个故事的结局之后的几天，富贵就告诉社员们关于老二中邪招鬼的故事，和二哥说的一模一样。

许多年后，我才想到，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以讹传讹地形成的。那个夏夜的故事，是二哥编造的，他很快让它成了全村真实的传说。而那个对门老二招鬼的故事，我疑心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对门老二对大姐曾经动手动脚，大姐不敢传播，故意用这样的鬼故事来泄愤。大姐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二哥，二哥又添油加醋地续上了结局。

 二

我写这些与小光有什么关系呢？那个7岁的孩子，他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他的奶奶整日里为二叔、三叔、四叔找不上媳妇、娶不起媳妇而发愁，整日里为宅子不吉利而担忧。小光的奶奶的发愁和担忧同样也不是我的童年记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是10岁，那时候小光7岁。在我想起小光的时候，我所说的这些就是回忆小光的历史和背景，或者说，是我对童年的回忆让我想起了小光，小光就生活在我这样的童年之中。

除了小光那个具体生动的意象，小光的死对我而言，则是道听途说。他死于一次手术事故。那是村里唯一的德高望重的老医生无数次外科手术之一。据说，这位老医生给村里所有长过疮的男男女女治疗过，大家叫“批疮”，不用麻药，直接下刀。村里人说，这位老医生看过村里所有在乳房、大腿上长过疮的女人的乳房和大腿，看过村里所有在肛门和生殖器上长过疮的男人的肛门和生殖器。说这话的人并没有丝毫的讥讽和愤怒，而是充满了憧憬、敬佩和感激。

他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深刻，正是因为他的批疮与小光的死有关。我固执地认为，小光就是他给批死的。当然，他把这次手术肯定当成了一次失败的手术。70年代末的农村，是不会想到医疗责任的。那年年末，小光脚跟上疮批了以后，没有见好，而是更加恶化。父亲抱着他找老医生，老医生说，我只管批，再好不了，我就没办法了。到公社医院去看看吧。父亲流着泪，抱着小光，徒步到5公里之外的公社医院去，据说半路上小光就死了，血滴滴答答了一路。

我始终怀疑我记忆的确切性。这个故事好像是我编造的。其中的漏洞让我自己也越来越不相信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小光致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的父母为什么仍然对这位爷爷辈的老医生心存感激，丝毫没有归罪他？什么样的疮能够让小光在半小时的路程中死去？

那时候我没有提问这些问题的智力，后来我也不忍心再让他的父母重新勾起丧子的悲痛，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和村里的所有人存在这巨大的隔膜，尤其是在那个秋后的田野上，一群成年妇女使用隐晦的语言讥讽我之后。

三

在对10岁那年的记忆里，小光是我童年最真切的一个意象。我觉得只有我自己在祭奠小光，为他的死黯然哭泣。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北京二姑一家回到老家来，顺便把“男朋友”这个词带到老家，才打破了我忧郁的心绪。

大姐和男朋友、二哥、三姐的到来，对当时的农村而言，简直是一出西洋景，扰乱了保守而安宁的农村。男女骑一辆自行车而且一路调笑，或者手挽手走在土街上，当时对我而言，简直是带给老家家人的耻辱。我在心底里捍卫着农村的伦理道德和我的男女观。尤其是大姐和男朋友到邻村看吕剧，大姐在后面看不到，男朋友就抱着她双腿举起她看戏时，看戏的人就不再看台上的《小姑贤》，转来看电影上都看不到的黄色镜头了。当然，这是我从二哥鄙夷的口气里听来的。多少年以后，当我到北京，拨通大姐的男朋友的电话时，他告诉我你姐住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早已经离婚了。那时，我脑海中又闪现出他们手挽手走在79年的农村的情境。

那时候，三姐小玲大概十七岁，是我印象中美好的形象，就是那时候，好像我第一次知道了妙龄少女这个词。后来很长时间每当看到妙龄少女这个词时，我就想到三姐小玲。那个冬天，她有些孤独、寂寞甚至无聊地在胡同口的小河边，撩拨着水草，偶尔游过几条红色的小雨。

我的记忆肯定又出了错。我记得，那时候正是南湾的那棵大柳树枝叶繁茂的时节。每天放了学，我就从胡同口射出来，有时候甚至光着屁股奔出胡同，攀上大柳树，扑通一下跳到湾里，一个猛子扎到湾南的芦苇荡里，水鸟喳喳，芦花飘飞，浑圆的红色的夕阳染红了雪白的芦花。攀上湾沿，是几百亩的桑田，那是我故乡中的故乡，那里有谁也没有吃到的酸葡萄，有红紫的桑葚，那里有我童年全部的秘密，我在郁郁的桑田里想象我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少年，是一个五年级的女孩子倾慕的对象，是一个坐在八仙桌的其中一把座椅上和父亲交谈的儿子……

就是那时，我知道小光死了，在还没有到像我这样思想的10岁的美好年龄。

三

湾边的石桥早已被垃圾吞没，湾底已经长满了高耸的白杨，湾边是稀散的、聊天、晒太阳的、守候晚年的老人们，其中有喊我爷爷、弟弟的老人们，有我的父母，我的伯伯伯母，其中几位已经过世。每当我到湾头调车离开，握着这些沧桑的手，他们的颤抖中，只知道这个没有水的湾，只知道我这个在湾边长大的孩子，现在在城市里，是教授，是相当于秀才甚至状元的博士，过着好日子。他们不记得还有一个7岁的孩子，在湾边柳树凋零之后，洋洋大水养育着芦苇和桑田的时候，已经死了。我知道，他们不知道我的忧伤，不知道我失去了有小光的故乡……

我习惯了自己把激情调动起来，然后在事情的曲折、复杂和多舛中，再慢慢把激情蹩回来，同时为自己寻找一些可以不这样的理由，最终回到原地，而且始终怀抱着遗憾一样的郁闷。这就是我说的那种情绪状态。

我总有一种要飞的感觉，它对我是一种强烈的蛊惑。还是飞不起来的时候，我告诉自己的，不是要忍耐，而是低头承认“天时地利人和”的古老的条件还没有达到。但是，我没有韬光养晦的气魄，就像一只流着涎水的蜗牛，伸出触角的动作好像是探索这个世界，其实是感受外面的风雨以便来比较躲在壳里的安静、翛然，为壮志未酬寻找一屋子的理由。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适合写小说，情绪的芜杂与流动足以支撑生命的绮丽，离奇的经历也大多不是俗套和读者看惯的情节。但这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必须用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俗套的现实方式来解决。

我有一种冲动，那是一种总想为自己保守一个秘密的冲动，除了我自己，谁也不知道。但是很难，我无法为自己保守一个这样的秘密，当然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感到，如果我能够，我将感到充实和自信，我将会在一种心灵的酝酿中品尝并不孤独的甜蜜和内心的快乐，我将会在每日的忙碌之中对别人保持了一种我自己也看不透自己的神秘感觉。这种神秘的感觉就像涓涓细流，每日能够洗涤人生这条污河，并使它淙淙流过鹅卵石和青青的水草，流向大海。我感到我一直没有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每一次沮丧的时候，我特别明显地感受到我一直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的沮丧感就是这样来的。其实我真的不太在乎别人说的成功或者失败。它们对我来说，一开始的重要性不是来源于物质的效果，而是来自一种亢奋和激动，尤其是失败的时候，首先感到的是一种受挫时的悲壮感，心底里有一种彻底的痛快，这时候不需要别人安慰，倒是希望有更加峻急严厉的批判和嘲讽，以便让我的感觉更加真实。当然，我是说曾经这样，此刻并没有什么成功与失败。我坐在我书房里，喝茶，有点苦。

我就是这样。这样以后，我感到了生命中的不如意，略带些悲凉，对，就是悲凉的感觉让我感到生命的清澈，并且它保证我以后还是有路可走。成功的喜悦及其产生的物质效果，我总觉得那是我情绪状态的一种副产品，当然我长时间地在享受着这些副产品，尤其是在轻浮、安逸的环境中，我特别需要这些来填充生命中的空虚和时间里需要填满的一些空间。只有满当当的，我才切实感到空虚，而空虚给人的不是消极，而是一种竭力填充生命空壳的力量和激情。

坐在这里，我看着自己：不好也不坏，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懒懒地喝茶，按照我所知道的茶道的程序。倒入口中的是一种心境，像一种虚假的处变不惊，或者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心绪。

我在忧郁的时候很像一个我想象中的女人。她很美，就像我想象中的忧郁。但其实这一切都不存在，我的忧郁是虚假的，其内涵是我对一个将成为回忆的东西的不满。我想象的我忧郁的脸庞是影视中的某个帅男的形象，忧郁要通过表情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个表情的胚子必须是一张冷峻、秀美的面孔。如果照一下镜子，我的忧郁将是一个滑稽的表情，随时可以解构我的忧郁。我想象中的那个忧郁的女人形象也不存在，或者说，她只存在我的想象之中。这样一想，我觉得人生就像一个独头茧，自己为自己做了一个小房子，本来用来聊避风雨，最后却发现自己为自己设置了一道美丽的障碍，无法跨越。

我突然感到我的胃道通了，有了食欲，今晚可以不必再吃吗丁啉或者江中健胃消食片了。腰还是有点不适或者疼痛，这个我却管不了许多，可能人总是要会这里疼点那里痒点的，无所谓。

2.6月26日，到某高校做评委，评价该单位引进的三名博士。这座学校坐落在山清水秀的一个好位置。几位博士的水平很一般，诸位的论文均缺乏“问题意识”。

晚，约几个朋友在鑫泽苑宾馆饭，有事情相商，喝高了些，头脑却异常清醒。有事情的时候，我是不会醉的。

3.电影研究的一项任务接近尾声。负责人要求增强影视语言内容。继续思考了一下以前浏览过的有关书籍，把摄影方面的知识做了汇总。想一想，也没有什么困难的，只是以前没有更扎实地去钻研。其实，理论来自实践，既然谈摄影，无非是：拍摄什么（主体），怎么拍（角度），光的使用，有光就有影，画面色彩，声响，这一切形成效果的要素集合起来构成的画面就是影像。从这些最基本的点出发来看电影，就可以运用美学的、电影史的、社会历史的、叙事的等等角度去分析、研究和把握了。当然，每类甚至每部影片都有其特殊性，特殊性往往是其优点或者劣势。

我向来自卑和狂狷并在，勤勉和懒惰共存，所以，压力就成了很好的驱动。是的，我是应该给自己一些压力的。

4.和师弟谈他的博士论文。房兄还是意气风发，像当年的我一样，已经沉浸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之中。下午，仔细听他在电话里讲论文的框架及其思考，颇敬佩他大胆的思路、望深处探索追问的勇气和胆魄以及敏捷的思维和力量。一和他谈文学，就有一种对文学研究舍不得的感觉。其实，人的一生，就是做一件事情，也不会“做完”，本来不应该“贪多嚼不烂”的，但是，无论是怎样的蛊惑使然，心中总有一种尝试、探索、不满足现状的冲动和激情，有时候也只能随着这种冲动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曾经屡屡自问：是不是太虚荣？太不稳定？太见异思迁？或许有吧，也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我总想找些积极的评价作为行动的依据，比如老师们告诉我：年届四十，仍有闯荡之心，此心态难能可贵。是的，我愿意在或许是自己人为设置的坎坷之中，让双眼充满渴求的光芒。

5.有些麻木，有些机械，又有一种被鼓动起来的力量，我知道我在努力，往昔那种义无反顾和甘于苦斗的精神又被激发起来，可能又是几年重新步入一种亢奋的状态。不问有形的利益或者得失，继续在自我砥砺中前行。行动的唯一凭据就是我没有躺在安逸的书房里无病呻吟，将要度过的日子，在很久以后也不会是虚度年华的证据。有这做凭据就足够了，至于其他，无暇顾及，也没有必要斤斤计较。

6.原先没有的担心，现在有了，就是身体。它会突然以某个部位的不适或者拒绝工作的方式来警告我。它也时时提醒我不关心它的代价。我自然像别人一样珍惜身体，也希望长命百岁，最好是长生不老，哪怕是苟延残喘。但是，那让我的心灵和生命时时跃动的追求，需要我付出代价，这时候却偏偏吝啬地养生，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可能的。需要酒的时候，还是要喝；需要烟的时候，还是要抽；需要挣扎的时候，不能装死；需要奋斗的时候，不能怂。

    1970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母亲挺着大肚子还想到田间做活，忽然肚子疼起来。那时村里还没有卫生所，“黄世仁大娘”是接生婆。我们村每个人都有绰号，比如“黄鸡屎”、“勺子头”、“老舀子”、“毛主席家”、“人样子”、“老咬”等等。这个大娘我们小时候只知道她的绰号叫“黄世仁大娘”，是村里有卫生所之前的接生婆。可是我连黄世仁大娘的民间接生医术也没有享受上，因为那时我母亲一个人在家，已经不能挣扎着到几十步远的邻居家去叫黄世仁大娘啦。她就自己接生，等我生出来以后，母亲自己扯断了脐带。从此我就离开了母亲，成了一个人，一个带把的小子。

    究竟是什么时辰生下我的呢，那时没有钟表，只能看天推测。母亲回忆说，可能是傍晚吧。我怀疑是母亲生我没了力气，觉得天昏地暗，错把下午当成了傍晚。她累了，睡了一觉，把下午到晚上的时间缩短了。可是一直以来，她就把辰时作为我出生的时辰。那天是腊月十七呢，还是腊月十八呢？这个也说不准。母亲只准确地记得她自己的生日，别人的都记不准。结婚那时候，要看日子。我记得是那择日子的人说了什么，可能是腊月十八出生和女方的八字不对吧，母亲就坚决说：老三是腊月十七的生日。那时我才觉得我的生辰八字是可以与时俱进、随机应变的。冥冥中，从后来的生命的碎片中，我竟隐隐感到它影响或者映射了我的性格、行为方式和心态。我做事犹豫，在选择的歧路口摇摆不定，屎不到腚门子不屙，但是必须决断时义无反顾，就是后者救了我。

    不过这只是我出生的一种讲法。本族的一位大娘，向来是以准确记忆晚辈的生日而受到族人的惊佩的。她对我母亲的记忆嗤之以鼻，用季节、气候以及当时孩子们出生的环境、细节，雄辩地证明出他们准确的生日、时辰。最有权威的是，她告诉母亲关于我二哥的生日：她生自己的老二时，是在1968年阴历6月12傍晚时分，此时天下起瓢泼大雨，晚上大爷就告诉她：小青她娘（我们那里一般用第一个孩子的小名后加后缀来称呼老人）也临产。所以，他们哥俩是一天出生，不过他的老二比我家老二早一个时辰即两个小时。本族或者邻居的老人对那天的瓢泼大雨一直记忆犹新，所以单凭这场雨就已经对她很是服膺。但我还是怀疑，怀疑她是为了论证她家老二比我二哥年龄大的心理才如此关心二哥的出生日期的。令我郁闷的是，这位记忆力极强的大娘，惟独对我的生日，言辞闪烁，很不肯定。说着说着，竟把我的出生想象得越来越相近于两家老二出生时的情形。我失望了。

    至于奶奶的说法，则是完全的无稽之说。她说，我和你黄世仁大娘到南湾长满紫穗槐的沟里把你拾来的时候，看着你那小鸡鸡翘翘的样子，把我笑的……奶奶活了92岁，对于我的出生大概说了一千遍，但是每一遍就是这样一句话，说完后就又笑成了一个老疙瘩。倒不是因为她经常欺压母亲，或者拿发霉的饼干给我吃，让我对她没有多少好感，主要是因为，她的话只是生动地使用隐喻浮现了我刚出生时生殖器的真实状态，而没有为我提供任何可以考证我生日时辰的证据。我知道我有生殖器，这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个生殖器诞生的时间，准确的时间。

    我第一次睁开眼，就成了一个人。我一成了一个人，就离开了别人，而不是属于了别人。以后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人开始远行的时候，到什么时候，这种远行结束呢。大家都知道。

    生命是一种远行，但不是随便走走，因为它将一去不复返。所以，谨慎的脚步怎样迈得谨慎而有力，是我们远行之中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由着自己来的，因为我们回不到母亲的子宫，我们也不可能再次属于别人。

    其实，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生命的体验和生命的承担都是一种操练。不过如何操练是要看个人的历史记忆、性情气质以及对未来的想象程度而定的。

    关于生命的开始，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确知，就像偶然飘下的树叶。没有谁为我们规定在世的任务、责任、承担或者义务，或者说，可以承担、负责、尽义务的，恰是从母亲身上的一块肉有了独立性之后对这个肉体的处置方式。这是一个基点，一个生命的基点。不能完全说这块肉掉进了灰一样的社会里，起码是它必须被融进若干本来不属于它的东西。最终我们还需要对这块肉的本真状态进行一个自我的想象，把它本来不应该这样的一种幻化的状态作为我们皈依的家乡或者那个叫做自然的东西。

    生命不能为任何理由而自决，看似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真理。但是，人生就像孩子手中的积木，对生命的理解就是搭建这些积木的基本原则，离开了这一点，为信仰献身的崇高价值，就会和生命可以为任何“必须”的理由去殉葬的生命垄断权力混合在一个平台上。历代有多少人为“伟大”的事业付出鲜血和生命，那是为了一个“伟大”的逻辑。生命的崇高不在于为历史献祭，而在于在一次绝望的远行中，不断探求未知的远方。其中，生命的质感不在于社会化的“自我”本身，而是在它之外。这个肉体总在追求着，为我的一个谜在追求探索着，终止于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命完结的时候。

    召唤生命的，肯定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因为只要是目标，它就是可以物化的、量化的，有着一些标志性的“指标”的。往往是，一个人更向往的东西，就在某些目标实现之后。

    生命需要操练，不是为了麻痹，而是为了让经历着的每个动作，尽可能做得更逼向我所追求的生命的真实感，就像既然燃烧就要燃烧透，不剩灰烬一样，就像全身心沉浸其中不知秦汉、无论魏晋一样。因为，我总觉得过去的生命要么蜻蜓点水般的意犹未尽，要么不小心跟了陈腐的脚步，常常有东施效颦的尴尬和沮丧。不是没有过上别人曾经享受过的“瘾”，而是活得不踏实，就像球体上划过的一个最小的弧线，或者也许是总觉得“生活在他处”。

    把人作为世界的一个“过客”再恰当不过了，但是，问题还不在于对“过客”的体认，就像我上篇说的：这只是第一步——悲观的基础性认识。悲观，作为“生命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人而言，是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素质，或者关于人的悲观，是一个基本而伟大的事实。在它面前，一起乐观都是肤浅的（我记不清这句话是我的原创还是引用了，呵呵）。关键是，在悲观的生命意识中如何跨出第二步。

   关于人的哲学，跨出这一步的是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的“是”论很难懂，总起来看就是一句话说不出两个意思的悖论。而人的存在恰恰就在这悖论中。所以，我们想的、做的，只是存在的一面，但是人所追求的却是两面同时存在的理想状态。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在人的未知中的可能性又是值得怀疑的，所以，生命就是为了这种可能性在追寻尽可能可能的东西。

                                                                                                                                                                    ——题记

    一

    在梦中，一大群人手持利器，武功盖世，追杀我。我以为我自己身怀绝技，但是头脑一闪，第一个念头是如何体面地逃生。于是，我泅过深水，可是他们却是水上飘；于是，我仓皇攀过断壁颓垣，却发现他们早已经等在墙这边；于是我只有拼死一搏，此时还在想着如何脱身。我的绝技像武侠影片中的慢动作，就是快不起来，而致命一招施出来，他们轻轻一格，我的武功丝毫没有威力。于是就想法设法装死、期待救援，或者躲藏在草窠里、自己掩埋在沙漠里，企图躲过一劫。

    这样的梦中，我大都是有惊无险。只有两次，我死了一次胜利了一次。死得很惨，被人活活用快刀杀死，死前的极度恐惧中，我啊的一声惊醒，摸一摸，脖子完好，双手放在了胸口。那时，在迷蒙的意识中，我咧开嘴，感到了生命的快乐和珍惜。胜利的那一次，我健步如飞，绝技招招干净利落，箭无虚发，致敌人于死地。醒来，四顾黑洞洞的墙壁，想找个人讲述我的胜利，突然发现，这不过是个很少能成功做到的梦。

   二

    然而，死亡并不是在梦中陪伴我，呈现现实中我的懦弱、求全和贪生怕死。当它直接来到我清晰的意识中，那才是最可恐惧的事情。

   十几岁的时候，我记得我一个人端着大碗，跪在炕上，望着窗外的枣花，簌簌落下。突然，死亡来临，站在了我的胸中，心脏咚咚直跳，有疼痛感；大脑中反复重复一个意象：地球是圆的、滑的、站不住的，我掉下去了……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什么都失去了，永远不再来……我将永远看不见、听不见……我将成灰、成土、成烟……没有魂灵、没有神……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鬼影：只是不能和活人说话、只是活人看不到我，但我可以四处游荡，看人间的歌哭、痛苦和欢乐但是我不能参与……我意识到这是我唯一的期待：死后只要还拥有这些，我就不怕死。事后我想，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不相信人死了还有什么，人死了就一无所有、万劫不复、致命空无……

    在这样的死亡体验面前，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和重量。向死而生，从此成为我活着的唯一真理。好多年以后，在高中的世界历史某一册的彩色插图上，路易十四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话至今记忆犹新。当年我是痛恨这位不顾人民利益，没有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不懂得伟大的事业是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的帝王的。好多年以前，当死亡像月经一样经常来干扰我性感的生活时，我就明白了洪水滔天或者大同世界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三

    对我而言，生命就是在死亡不来光顾我期间的暂且偷欢。所以，我没有、也不愿意再做长远的人生规划，在对别人的言辞里再没有了“人生设计”这个词语。而在我的青春岁月里，我是梦想着王蒙《青春万岁》里所说的“生活，让我来编织你们吧”的生活热情的。关于爱，关于情与仇，关于人生通达或者自我放逐，关于升官发财或者穷困潦倒，关于出世与入世，关于男人的坚强或者女人的温柔，这一切都是我曾经体验的，曾经经历的，曾经为此虚伪过欺骗过、真诚过坦白过的纷纭往事。但是，我是被死亡吓怕了，以至于忘记了这就是漫长的人生。除此之外，自我根本不存在，而是存在与无数次地被评价、被表扬、被代表、被否决、被“推上历史的舞台”、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之类的人际生活。

    四

    在思想的基点上，既然生成了第一步，就必须要迈出第二步。第一步是空想或者纷乱的生命阅历；是海德格尔所言的对死的“烦”与“畏”；是印度古偐所言的“沙粒上的阳光”；是孔子所说的“逝者如斯”；是存在；是空无；是加缪哲学随笔中的受宙斯惩罚一生山上山下推巨石的“西绪福斯”。而第二步就应该是如何在承认这一切的基础上重新生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正是因为人生有这两步，人，才真正地分出三六九等。在我的视界里，大部分人没有达到第一步，一次只能生活在一种“局部”里。他们在不可能想象这些问题的同时，没有思想地把某一种具体的目标当作人生的全部。在“天眼”打开偶尔瞥见自己也是前赴后继地奔向死亡的大军中之一员时，最天真的想法是：别人会死去，我不会死去。另外的，就关上思想的窗户，沉浸在事功名利情欲权势的竞争和安慰之中。这就是芸芸众生相。

   产生这个第一步，绝不是为人自身带来欢乐和幸福的福祉，而是生命的痛苦、畏惧、烦躁和对一切人之价值的消解或否决。因此，处于内心最重要的无法摆脱的恐惧，我们是把这些思想作为消极的、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有害健康的、没落的东西来肆意挞伐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可能大面积地形成这个第一步。

    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和敬畏，就没有对生命的探索、珍惜和热爱。因此，我们需要第一步，但必须迈出第二步。所有的规避、自我欺骗、大团圆都是对第一步毫无认识或者极度畏惧的表征。怕死，如果没有第二步，它就会丧失死亡为我们带来的意义。

    五

    操练生命，就是要在死亡体验的基础上迈出生命的步伐。西方有一个故事：一个孩子在夜里走在旷野，发现一间屋子灯火通明，走进去看到无数个桌子上燃烧着无数支蜡烛，窗户紧闭，可是蜡烛像被风吹拂，有的燃烧的剧烈些，剩下的烛体就短些；有的燃烧的微弱些，剩下的烛体就长些。孩子问了好多问题，老人一一回答。老人说：桌上的蜡烛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那风是时间之风；所有的蜡烛的命运都是燃尽而消失：燃烧快的那些是期望有生之年期盼活得轰轰烈烈不惜活得短暂一些的人；燃烧慢些的那些是期望有生之年能活得平平淡淡可以活得长久一些的人。孩子又问，你知道其中哪根蜡烛是我吗？老人说：你肯定在里面，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哪一根。

    自从硕士期间，我为了弄懂西方哲学基础，从复旦大学哲学王子王德峰那里听到这个西方关于生命的故事后，我就再也没有忘记它的可能。关于人的本质及其肉身实践，无数汗牛充栋的中西方哲学为我们列举了无数次的观点、结论、方案和规划，但是无一例外地是在处理生死问题，而不是什么前赴后继的事业、主义和人生技巧。宗教也是。一个人如果对生死体悟颇深，不会看不懂哲学（除了哲学里面的形式逻辑需要专业基础），也不需要某一种哲学或者宗教。当然，穆旦说的深刻：“但是，我们是皈依的”。皈依某处，如果不是你自己说了算，或者你能够欺骗过自己这一生，还有什么办法呢？

    六

   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正是一个帝王对生命的觉醒以及对生命意义的皈依。所以，千百年来，无数有才华的人皈依了文学与艺术。弗洛伊德说对了生命的一半：文学作品就是作家的白日梦，是作家性欲的升华。但是这种生物学基础上潜意识的阐发，无法掩盖人内心的苦难转化为文学艺术形式的规定性。

   但是，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这样做。所以，次之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把这个当成了饭碗、职业和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方式。再次之，人们又把粗鄙的物质凌驾于文学艺术之上，一代代地嘲笑、讥讽、玩弄皈依文学艺术的人。

    在生命的耗散和生命价值的聚合上，文学艺术，尤其是我们的文学艺术，还只是一个物质社会里的一颗螺丝钉，是用来给即将要坏的机器拧上去的；是一颗查缺补漏的时髦的纽扣，是用来给即将露出臭皮囊的衣服扣上扣子的。

   七

   操练生命，就是操练死亡。我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一次次在试探生命的。在我卑微的人生中，有无数次小小的选择，说到底都是我自己选择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必为此臧否别人。关键是为什么自己还总是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唯恐活错了呢？现在想来，大可不必，又不是去杀人防火、无恶不作。继续操练吧，最好是刀枪不入，依然怕死，但是要在死亡中学会微笑。

整日里数声叹息，寻找振作起来的激情和力量，告诉自己：还必须和陈腐的自我做斗争。总有一种急于冲出去的感觉或者一种压抑感，其中夹杂着少许的、谨慎的愤懑。但是再深一步才发觉，梦想依然没有照亮现实。

我不能按照我现在是什么去生活，我应该按照我应该是什么去经历。以前我把这些统称为欲望，所以为了平抑这些欲望而克己，而转向谋求一种通达的生活态度。可是，在心灵可以止息的时候，一切也都如死灰，不复有自己仍能创造自我生活色彩的希望和意义。

如果我学着放弃，或者学着拥有，现状已经对自己可以说得过去，因为，人，都是按照比自己所能高几倍的期望在生活的。实现不了的期望叫失败，没有了期望同时满足于现状就算成功。

当我想跳出失败或成功的叙述想象，自己来评判生命的进程时，我发现需要真正的自信和独立。我相信我对自己生命的感觉没有错，我有自己钟情的东西，时刻为了它而困兽犹斗。只是从此应该从虚浮的皮肤切入跃动的心脏，让汩汩鲜血化为生命的能量爆发出来。

昨天和清华师的电话交流，一方面让我对社会年龄产生了无比的沮丧感，一方面让我感到眼睛里还有光芒。如果我缺乏什么，现在看来真的不是需要什么“平台”。“平台”是自己搭建的，而不是别人、别的城市、别的学术权威为我搭建的。

真理时时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我缺乏的是实践真理的执着和毅力。凡事，不能意识到了就算拥有或者放弃，还必须事必躬亲地用全身心去拥抱，再生或者死亡。

内心的风浪，不知道是时间之风何时何地吹拂，不应该压抑但是必须以信念导航，让紊乱的生命之流顺理成章。